陈建华 | 郑正秋与《难夫难妻》的本事、片名及摄影者考辨 ——兼论张石川“新民公司”与“经典化”问题 （上）

郑正秋与《难夫难妻》的本事、片名及摄影者考辨——兼论张石川“新民公司”与“经典化”问题（上）

陈建华

（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

内容提要:1913年由郑正秋、张石川与美国亚西亚影戏公司合拍的《难夫难妻》作为中国早期故事片早在1963年就被程季华、李少白和刑祖文编写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列为经典。本世纪初自从“重写电影史”以来学者对于《难夫难妻》的史实及“经典化”等问题作了考证与探讨。本文在该片的本事、片名《洞房花烛》及摄影者方面结合新材料而进行考订,并以此为基础从民间“经典化”角度追溯有关郑正秋、张石川与亚西亚影戏公司合作拍片的历史形成,着重讨论张石川民鸣社的拍片实践,涉及早期电影观念、资本运作与中国电影主体性等问题,藉以重新评估张石川对中国电影的筚路蓝缕的贡献,最后就《难夫难妻》是否应当被视为中国“故事片开端”略作讨论。

关键词：难夫难妻、郑正秋、张石川、亚西亚影戏公司、民鸣社

前言

程季华、李少白和邢祖文编写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于1963年出版，[1]虽然主要观点受到时代局限，其丰富的原始资料至今仍具参考价值。书中将1913年的《难夫难妻》一片称为“我国摄制故事片的开端”，属于中国电影的“经典化”建构的重要一环。近十余年开展“重写电影史”以来学者对《难夫难妻》作了大量研究与讨论，如黄德泉《亚西亚中国活动影戏之真相》、[2]黄雪蕾《中国第一？〈难夫难妻〉与它的经典化》[3]以及最近的付永春《电影媒娘们：二十世纪初中国与好莱坞的一段奇缘》[4]等文，涉及影片内容与思想意义、郑正秋的电影观念、亚西亚影戏公司的拍摄实践与运作方式以及反思“经典化”等方面，从报纸、杂志与历史档案等追溯原始资料，竭力还原历史真相，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早期电影形成的历史认知，也见证了电影文献学的兴起。在早期影像资料几乎缺席的情况下，对于图像与文字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实属必要，而电影文献学的常规训练必然有助于不断探索与发现，也为各种媒体之间的互文研究带来理论与方法上的可能与突破。

为本文讨论方便，须重述《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有关论述。1913年美国人依什尔、萨弗在上海以亚西亚影戏公司的名义想把当时走红的文明戏《黑籍冤魂》拍成电影，与该剧负责人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等人商谈，因为经济上谈不拢而告吹，于是别找门路，他们“托张石川、郑正秋自编剧本，另请演员来演。于是郑正秋编写了电影剧本《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作为亚西亚影戏公司的第一部作品。”

这部“影片是以郑正秋的家乡潮州的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的。故事‘从媒人的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影片中的演员由一班文明戏的演员担任，‘只有男的，女角也是男扮’，摄影师则由依什尔自己担任”。《难夫难妻》的拍摄值得“珍视”，在内容上“通过一对青年男女在封建买卖婚姻下的不幸，以讽嘲的笔触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下的不合理”，“它接触了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容，提出了社会的主题。这在普遍把电影当做赚钱的工具和消遣的玩意的当时，是可贵的”。

另外，“如果说，以前影片的摄制，还只是记录性地摄取一些景物和戏曲节目的片段，那么，这部影片是我国摄制故事片的开端。它不仅已经有了事先写好的电影剧本，而且还有专人担任导演。张石川在后来回忆到《难夫难妻》的导演工作时说：‘我和正秋所担任的工作，商量下来，是由他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由我指挥摄影机地位的变动。’”[5]

本文想指出的是，迄今在影片本事、片名《洞房花烛》及亚西亚影戏公司的“摄影师”等方面存在与史实不符之处，仍为学者所沿用，须辨析与澄清，而新材料的发现也有助于对于影片及其制作过程的了解。后半部分从民间“经典化”角度追溯有关郑正秋、张石川与亚西亚影戏公司合作拍片的历史学形成，着重讨论张石川“民鸣社”的拍片实践，涉及早期电影观念、资本运作与中国电影主体性等问题，藉以重新评估张石川为中国电影的筚路蓝缕的贡献，最后就《难夫难妻》是否应当被视为中国“故事片开端”略作讨论。

二、郑正秋自述《难夫难妻》

影片《难夫难妻》早已失传，《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情节叙述是依据钱化佛的口述《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成立始末》，刊登在1956年10月的《中国电影》创刊号上。他说：“谈到亚细亚影戏公司，我是比较熟习的，因为该公司所摄制的影片，差不多我都参加表演，为剧中人之一”。又说：“亚细亚影戏公司第一部拍摄的，是《难夫难妻》，这是郑正秋编写的。正秋是潮州人，他就把潮俗封建买卖婚姻，作一无情的揭露。从媒人的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对旧婚姻的不合理，是不遗余力加以抨击的。”[6] 钱化佛的回忆有一定的可靠性，但历时既久，记忆颇多模糊错置之处，如说演员都来自张石川的民鸣社，就把这段历史搞混了。2004年张伟发现1914年《新剧杂志》中瘦月对《难夫难妻》的剧情介绍，[7]与钱化佛的口述有很大出入，现转录瘦月的介绍全文：

中国结婚之手续颇繁，腐败亦已极矣。此戏系甲乙两富绅，结朱陈之好。花烛之夕，贺者盈门。婚礼讫，送入洞房。礼人传袋，偶一不慎，夫妻交仆。既婚后半年，新郎以赌钱遇翻戏大负，夫妇因之起衅，捣毁物件，并各伤头足。仆人报告甲乙二翁，于是合家齐至，在途拉拉扯扯，颇有可观。及抵新房，左右围坐，新郎新娘，其时恶感已息，彼此赔礼，其事遂寝。[8]

对照钱化佛所说，影片也讲一对青年男女的新婚被送入洞房的情节，对于结婚的烦文缛礼也有讽嘲意味。但按照瘦月的叙述，过程部分尚在其次，在“送入洞房”之后有很多戏，钱仅记得开头部分，半年之后发生的故事都漏了。从“夫妻交仆”、“起衅”以及“拉拉扯扯”的情节来看，颇多搞笑动作场面，很有滑稽闹剧的成分，显然减弱了对“封建”的批判。

1913年9月29日郑正秋、张石川与亚西亚公司合作拍摄的《难夫难妻》及其他5部短片首映于上海新新舞台。此后郑正秋及其新民社活跃于剧坛，专心发展新剧，张石川也成立民鸣新剧社，先后在歌舞台、中舞台演剧，同时继续以亚西亚影戏公司的名义拍片，在报纸广告中加上“每晚加演最新中国活动影戏”的字样。次年他与同人创办《新剧杂志》，主要为民鸣社作宣传。同年7月第2期《新剧杂志》上出现瘦月的《中国最新活动影戏段落史》一文，介绍所上映的亚西亚公司出品的16部影片的内容，第一部是《难夫难妻》。瘦月最后说：“影片尚有，俟后续登”，说明还不止这些，但是《新剧杂志》仅出了二期便中止了。

至今尚未引起注意的是，在此之前，郑正秋专为“新世界”游戏场开业两周年写了《双周纪念之新世界》一文，发表在1917年8月18日的《新世界》。文中第一篇题为《中国影戏》，谈到当初亚西亚公司来沪托张石川邀请他一起拍片，第一本即《难夫难妻》，全文如下：

中国影戏发生之时期，实在于新剧中兴之前。当时有三数洋商，自美国请到拍影戏之好手（林区）。初仅拍内地风景，后方托张君约予同办戏剧事。开首第一本，即系《难夫难妻》。虽非大部戏，宗旨亦在改良家庭。连日新世界之游客，对于此项影片甚表欢迎。看到灯下新嫁娘，深夜待夫归处，亦各未免有情。看到新郎君嫖院，各帮闲抬轿处，（碰和。三人勾串计赢一人钱者，谓之抬轿）。又各若有所感触，见偷牌换牌后，和出之一副大牌，计中风一碰，白板一碰，发财四只，一筒两只，东风三只，议论大起。竟有一番多少，两番多少，三番多少，四番多少，五番多少，为之屈指计算者。看到夫妻相骂相打，郎伤女足，反气恼为怜爱；女伤郎头，亦反气恼为怜爱。相吵闹者反而为相温存体贴处，更各大为之动。看到双方父母，为子女各兴问罪之师，狭路相逢，打成一片。及至子女房中，一场祸事，早已烛灭香消，带累局外人，亦各为之难为情。咄嗟之间，言归于好处，尤各若有领悟。由是观之，影戏之力，不在小也。以后当力谋中国影戏之发达矣。[9]

郑正秋现身说法，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所叙内容与瘦月的影片介绍基本一致，也点出“宗旨亦在改良家庭”的劝惩主题，但不像说明书的写法，对于男女两家从定亲到送入洞房的繁文缛节一概不提，也没有“夫妻交仆”的桥段。所谓“连日新世界之游客，对于此项影片甚表欢迎”，意谓《难夫难妻》这类影片在新世界游戏场放映，得到观众的喜爱。接着说“看到灯下新嫁娘，深夜待夫归处，亦各未免有情”，这应当发生在半年之后，丈夫深夜不归，新娘独守空闺的情景。然后“看到新郎君嫖院，各帮闲抬轿处”，原来新郎出入妓院，这一点颇重要，在瘦月的介绍里没提到，因此可明白夫妻相打，不光因为赌牌输钱。

文中对“抬轿”和“翻戏”的描写，让人看到围桌打牌众声嘈杂的画面，看到各人怎么“偷牌换牌”、怎么“感触”，彷佛一个个特写镜头展示打牌细节与人物表情，如“和出之一副大牌，计白板一碰，发财四只，一筒两只，东风三只，议论大起”，对于桌上和局的牌面花色都看得一清二楚。其实当初拍摄《难夫难妻》及其他短片时，摄影机面对舞台有一定距离，将台上表演实录下来，对于桌上牌面不可能看得那么清楚。因此郑正秋似乎是根据他的剧本在作一种想象的描绘，或可能是有字幕加以说明的。不过原始影片早已失传，我们也只能付诸猜想。

郑正秋自置于观众角度，对情节的叙说带有感情色彩，更具镜头感，看似随兴碎片，却关照观众心理，同时掺和了自己的编剧与现场指导拍摄的经验，遂造成一种在场观影分享的效果。所谓“夫妻相骂相打”乃至亲家“狭路相逢，打成一片”，显然影片以打闹为主，但是正如前面“新嫁娘深夜待夫归处，亦各未免有情”，各人打牌“又各若有所感触”，以及夫妻相打伤头伤足之后，各自“反气恼为怜爱”，却不乏温情，可见郑氏编剧的用心，并非一味打闹，也在表现人情之常，乃至两家大打出手，怒气冲冲赶到洞房，却发现夫妻俩已“言归于好”，正如俗话“皇帝不急急太监”，当然给观众带来惊喜。

三、《洞房花烛》是另一部影片

《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对《难夫难妻》的内容解说被广为接受，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中国电影大辞典》《中国影片大典》等书中对《难夫难妻》的内容介绍大致相似。但也有比较特别的，如2007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图史》对《难夫难妻》的叙述：“生意人刘老爷托媒婆找一位小姐为自己的儿子娶亲，而这时从京城回到家乡的王老爷也急于为自己刚与别家退婚的女儿找婆家。媒婆拿了两家的钱，自然‘成人之美’，她对王家隐瞒了刘家少爷的重病，向刘家隐瞒了王家小姐韶华已逝，热闹而又繁琐的婚礼仪式结束，两个素未谋面的青年男女被送入洞房，王小姐望着病入膏肓的丈夫，哀叹自己的人生。”[10] 虽然与钱化佛的故事差不多，也是讲一对男女从订婚到送入洞房的过程，却给双方加了“退婚”与“重病”的情节，变成一个旧婚姻悲剧。这一叙述不知所据材料来源，比照瘦月及郑正秋的表述甚为离谱，无多大参考价值。

还有一种《难夫难妻》的本事是程步高在《影坛忆旧》中，称它是“第一部反封建影片”、“一出社会讽刺剧，反对旧式封建婚姻的问题剧”。这部影戏“诉说乾坤两家，一子一女，男的髻令，女的标梅。男家要娶媳妇（不是儿子娶妻子），女家要嫁闺女（不是女儿嫁丈夫）。一男一女，素昧生平，从未见面，男女两家，门当户对（男女双方年龄、性格、思想、爱好对不对，完全不理），双方父母，愿结秦晋之好（子女愿不愿也不理会），都以自己的意见为意见，自己的好恶为好恶，不管子女的意见，不理子女的好恶，央请媒妁代为奔走。媒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只许成功，不择手段，此欺彼诈，甜言蜜语，方的说成圆的，丑的说成美的，俗语叫‘说谎媒人’。媒人没有不说谎的，说的天花乱坠，事事如意，样样称心（如意称心是双方父母，不是子女）。亲事成功，皆大欢喜（欢喜又是双方父母，又不是子女）。再经繁文缛节，择吉成亲，把一对素未谋面的少男少女，胡里胡涂给硬拉在一起，不管双方愿意不愿意，要他俩彼此绑住一辈子。大喜之日，男女手牵红巾，好像二个傀儡，任人摆布，结拜天地，逼成夫妻，做它的生育机器，双方家长，希望明年今日，早生贵子，传宗接代，天经地义，功德圆满，父母欢喜，子女的终生幸福，根本没有考虑。[11]

程步高在20年代初步入影坛，30年代成为名导，应当是看过《难夫难妻》的，这段插入许多批判文字的冗长叙述也只讲了开头一段，也没多大意思，但大约因为带有喜剧意味，以至与《难夫难妻》的另一片名《洞房花烛》相联系。其实这个别名是个误传，应当起始于《中国电影发展史》中“《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的表述，尚不明其来源，此后凡言及《难夫难妻》的无不重复之，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谭春发在《故事片的开篇——<难夫难妻>留给我们什么？为纪念郑正秋逝世55周年而作》一文中即根据程步高的《难夫难妻》本事解说，并作了阐发。然而奇怪的是该文声称《难夫难妻》“诞生于1916年6月，……这部影片在该年6月首映，地点在新新舞台。海报早贴在新新舞台门前，上写：6月X日起放映我国自行摄制的社会讽刺剧《洞房花烛》，国人不可不一饱眼福，十分醒目！”在形容了放映那天剧场门口“观者如潮水汹涌，争先恐后地往门口挤去”的情景之后说：“后来《洞房花烛》更名为《难夫难妻》。这部影戏，详细地叙述了旧社会一个父母包办儿女婚姻的过程。”[12]

《难夫难妻》等影片首映于新新舞台，1913年9月27日《申报》刊出大幅广告，并无《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的字样，此后的广告也一样。谭文说《难夫难妻》原名为《洞房花烛》，在6月某日开演。查《申报》1913年6月戏剧版，6月5日出现“新新舞台今夜开幕”的广告，声明该舞台经过又新公司重新装修，服务设施一应齐全，“每夜编演全部新剧，以娱来宾”。此后整月以大幅广告刊登由麒麟童、冯子和等名角领衔的戏目，并无电影信息，实际上未演过电影。因此谭文的说法与事实不合，却由《洞房花烛》这一别名所引发，对其来由作了一段虚构的叙事。

《申报》1913年9月27日第2版

这个别名在流传过程中有的更使用报纸广告来说明，如张伟的《〈难夫难妻〉究竟拍了些什么？》一文中插入一幅报纸截图，标题为“1913年《难夫难妻》在法租界法国影戏院首映的广告”。[13]同样的截图也出现在《中国电影图史》中，题为“《难夫难妻》上映时的广告”，皆意在说明《难夫难妻》即《洞房花烛》。与《难夫难妻》并排的是《洞房花烛》这一片名，也标明为“四大本”，这大约是被认为“又名”的由来了。

既然《难夫难妻》首映于1913年9月29日，那么张文的广告截图应当在此之后，然而遍查《申报》此后的电影栏目，并无此广告。经查实，此图来自1923年5月14日的《申报》上，细察之，两片分别题作“中国超等趣情影片”和“华文说明影片”的字样，以四言句组成的一段话来说明各篇内容：“难夫难妻，情节离奇。家庭现形，描摩入微。洞房花烛，华文说明。表演发噱，实在有趣”，说明不是一部片子？单凭这个广告恐怕讲不清楚，还须另找证据，其实在这一年四、五月间至少出现七八个类似的广告，可作一综合考察。

《申报》1923年5月14日第17版

在早三天5月11日法国影戏院刊登的广告中，《难夫难妻》与《洞房花烛》也并置一起，但文字尺寸不同，后者比前者大出一倍，而且上下方加了两排三角形符号，显然作广告的特意表明它们是不同的影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难夫难妻》的上方标出“中国自制影片”，而《洞房花烛》的上方则是“五彩影片”。这就足以说明两片是各自独立的。回过去再看5月14日的广告，其实《洞房花烛》是“华文说明影片”，应当是一部外文片，加上“五彩”，可能是较为新近的外国人拍摄的影片。

《申报》1923年5月11日第17版

其实,较早在4月里这两部片子已在新爱伦影戏院放映过。由4月14日广告所示,上映的仅是《难夫难妻》,上题“中国滑稽爱情影片”,并配有两句打油诗: “难夫难妻表情好,描尽男女出丑相”。而在4月23日的广告中只上演《洞房花烛》,上题“华文详细说明影片”,也配有诗句:“一生最乐,洞房花烛。夫妇和谐,爱情其笃。此片表情,乐极其乐。诸君阅后,无不欢乐。”对两篇的描述全然不同,也可见并非同一影片。广告中说:“近年为影戏发达时代,我国所制者尚不足以供海上一埠之用,何言全国?故本院竭力蒐集中国片开映,以资提倡"。将这些不同日子与不同影院的广告的参照比对,可知《难夫难妻》与《洞房花烛》皆为四本,但并非同一影片,有时各自单独放映,有时同时放映,前者为黑白片,标明为“中国自制影片”,与《自由车闯祸》(即《脚踏车闯祸》)、《活无常》等一起应当皆为1913年亚西亚公司的影片,而《洞房花烛》则是一部彩色外文片,有详细中国字幕说明,是表现“夫妇和谐”的喜剧片。

《申报》1923年4月14日第17版

《申报》1923年4月23日第17版

四、“林区”是谁？

上述郑正秋《中国影戏》说：“当时有三数洋商，自美国请到拍影戏之好手（林区）。”括号里的“林区”是谁？亚西亚公司在沪拍片，一般提到依什尔与萨弗两人。程树仁主编的《中华影业年鉴》中说《难夫难妻》等片的摄影师是依什尔，《中国电影发展史》也说：“摄影师则由依什尔自己担任”。然而郑文中出现了“拍影戏之好手”林区，应当是个摄影师。其实有人提到过，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引征周剑云《影戏概论》：“民国二年，美人依什尔，因为巴拿马赛会，跑到中国来，要摄中国影片。由张石川、郑正秋、杜俊初、经营三诸君，组织一个新民公司，承办这件事。编剧者是郑正秋，导演者是张石川，摄制者是美国人威廉灵契，演员则由新剧家钱化佛、杨润身等十六人担任。”[14]谷氏比较了数种有关亚西亚公司在沪拍片的记载，认为周的记述最为可靠，其中“威廉灵契”即为郑正秋所说的“林区”？

2015年英文《中国电影学报》刊登了付永春的《电影媒娘们：二十世纪初中国与好莱坞的一段奇缘》一文，披露了在外文档案材料中发现的有关亚西亚公司的新材料。萨弗(Thomas H. Suffert, 1869-1941)早在1895年来到上海，亚西亚公司成立后，他专管财务等实际经营，与张石川关系一直不错，至20年代初参与张的大同交易所，又任职于明星演戏学校。依什尔(Arthur J. Israel, 1875-1948)1902年来上海做生意，是英国人寿保险公司主任，也从事橡胶、棉花等业务，在亚西亚的摄片过程中他所起作用不大，说他是摄影师缺乏足够证据。付永春发现真正担任摄制工作的是William H. Lynch，早年在洛杉矶开照相馆，1912年担任好莱坞某公司摄影师，次年春在上海加入亚西亚，不久洛杉矶桑塔·莫妮卡的一张报纸发表了林奇从中国发出的一封信，兴致勃勃地讲述他在中国正在进行拍摄电影。1914年2月克拉克·厄梵(Clarke Irvine)在美国《电影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报导，称林区为“上海亚西亚影戏公司的经理”，有一个大型摄影棚，在摄影机前表演的都是中国演员，共有16位，与他合作的剧团共有25位演员；帮助林区的有两位导演与两位口译者，一起在拍摄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影片，且计划将业务扩展到其他各省，并将影片发行到外国。[15]这William H. Lynch与周剑云说的“威廉灵契”、郑正秋的“林区”、及克拉克的报导都对得上。这么再看1935年郑正秋在《自我导演以来》中没有再提林区，说他“同石川联合导演”了《难夫难妻》，并说“我担任指挥男女演员的表演与动作，石川担任指挥摄影师镜头的地位的变动”。[16]张石川也说：“我和正秋所担任的工作，商量下来，是由他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由我指挥摄影机地位的变动”。[17]两人均意谓张石川是“指挥”者，另有一个接受指挥者，即负责“摄影机地位的变动”者，就有可能是这个林区了。

原文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6期（总第6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公众号编辑：李佳艺